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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人并没有高兴太久。5月3日起，随着对购买美制战斗机不满的逐渐发酵，德国政府内部开始大面积出现质疑声，开始怀疑继续维持与美国“共享核武器”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议员、党派与官员公开要求美国撤出所有在德部署的核弹头。“我们需要仔细、客观、审慎地探讨共享核武器（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国家财政因疫情而陷入赤字的当下，在这个现实已经证明需要对医疗体系、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进行大规模投入的当下”，社会民主党（下称社民党）党团副主席海因里希（Gabriela Heinrich）于5月3日接受《世界报》专访时公开发难。

在围绕强化“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的目标下，此次调整主要突出三方面：第一，两位联席CEO陈心颖、谢永林进入平安集团执行董事序列，联席CEO在董事会决策中的分量进一步增加。第二，联席CEO谢永林接任总经理，进一步完善“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对公司而言，可有效解决总经理岗位与联席CEO机制之间存在的职责交叉和重叠问题，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使分工更清晰、责任更明确、协同更有力，符合“联席CEO+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运作需要。

注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注2：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

2018年，中国股市下跌幅度较大。总体上看，这样的调整是与国内经济基本面相背离的，应当通过更有力的改革措施来校正预期、稳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截至2018年12月28日收盘，上证综指全年下跌24.59%，深证成指下跌34.42%，中小板指下跌37.75%，创业板指下跌28.65%。市场大幅度下挫既是投资者心态的反映，也是风险释放的结果。目前，上证综指市盈率为11倍，上证50指数市盈率为8.5倍，沪深300指数为10倍，深证成指为16倍，创业板指为28倍。即使按照全球发达市场标准衡量，这些数据也已具备相当的投资竞争力。因此，风险释放和出清为中国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

对OTT等互联网企业来说，如何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则是核心命题。OTT企业应直面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可能被弱化的潜在威胁，思考如何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生态版图与能力短板。如何更加深度了解垂直行业，如何增强垂直行业 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一审稿和二审稿变化不大中国新闻周刊：《外商投资法》的起草过程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赵旭东： 《外商投资法》拟定草案的时候，我参与过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几年前起草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与现在《外商投资法》草案相比，有些内容作了比较大的删减，原有的外资审查、直接控制、间接控制、VIE结构等一些问题的规定被删除了。同时原来草案对外资管理的规定也比现在草案要更细致，而现在草案更多地强调促进和保护，管理的东西尽可能地少，也尽可能地简单。